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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财快评:老龄化会对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

放大字体  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21-05-11 18:43:00 作者:limiya

  第一,首先需要指出一点,普查数据、小普查数据、年度数据口径不同,不可混用。普查数据10年一次,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“存量数据一次性修正”。比如按2020年底总人口的141178万,比2019年底增加1173万(正常年份每年增加400-800万)。实际上,这普查年的1173万并不是2020年一年增加的,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存量数据统计的修正。

  第二,存量人口的141178万,以及2020年比2010年增加7206万(2010年比2000年增加7389万),这两个数字都超出前期市场过于悲观的预期。过去10年净增加人口几乎持平于再往前10年(只少了183万)。当然,这很大程度上与2016、2017年二胎政策所带来的短期人口脉冲有关。2017年之后新生儿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,增量形势仍比较严峻。

  第三,2020年新生儿1200万,环比2019年下降18%左右,基本符合预期。前期已经公布的公安部户籍登记数据是较2019年下降15%左右。

  第四,2020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是三个因素的叠加,一是疫情影响,产检医疗条件的变化、收入预期的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导致推迟生育计划,对2020年来说,全球出生率历史新低的情况比较普遍。二是育龄人口的代际下行,即由于生育政策影响,1987和1990年之后新生人口曾出现两轮明显下行,这对应2017年后育龄女性人数的变化。三是“工业化-生育率悖论”。生育率的下降几乎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。

  第五,简单来说,第一个因素代表“生育条件”,属短期扰动,估计主要影响2020-2021年;第二个因素代表“育龄基数”,需要及时、迅速进行政策调整,否则下一个阶段压力会进一步加大;而第三个因素代表“生育意愿”,它作为一个全球难题的规律性被很多人所忽视。但恰恰是这种规律性意味着挑战会更大。它可能和一系列内生原因有关,如现代社会体力劳动边际回报率的下降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、住房和教育成本的上升等,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流动人口比例偏高,年轻人会面临“打工-返乡-结婚-生子”、“城市就业-买房-结婚-生子”这样两种典型路径,均会导致婚育年龄偏晚,从而带来生育率的变化。

  第六,从这个框架去理解,要影响人口曲线,一则要优化生育政策,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;二则主要还是有针对性的瞄准“工业化-生育率悖论”,比如通过一系列组合政策降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;通过降低住房成本、教育成本、提升教育资源可得性来降低年轻人生养育的成本预期;通过更广泛的城市群建设,推动工作机会的区域多元化,降低因人口流动模式固化导致的代际晚育的现象。

  第七,老龄化特征继续上升,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.5%,上行速度也比上一个十年更快。从世界银行口径数据看,全球65岁以上人口比重大约在9.1%左右,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18.3%,中等收入国家为7.8%。老龄化对经济结构、产业结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。

  第八,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已有2.18亿人,较2010年的1.19亿大幅增长。和2010年相比,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。这一点是“工程师红利”形成的基础。

  (作者系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)

(文章来源:21世纪经济报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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